跨越国界的“生命礼物”：山西长治男子向加拿大捐献造血干细胞

5可以说，收费依据的不确定是导致目前行政收费混乱的首要原因。

行政职能又称为政府职能，是指行政机关在公共行政中所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主要涉及政府管什么、怎么管、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61] 参见吴德星：《以整体政府观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载《人民论坛》2018年1月上。

故本文立足于政府内部的职能配置这一主要问题展开，以期及时回应机构改革的浪潮，尝试为改革创新提供规范基础和学术支持。国内另一个常见的翻译用词，为行政职能。[83]借助于现代的信息手段，信息系统可以科学判断行政权行使中可能遇到的阻力与隐患，可以有效预防规避潜在的风险，提高行政权行使的社会效果。[55] [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43]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相对滞后，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

实际上，早在2008年的机构改革中就正式组建了环境保护部，以期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反馈系统包括评议考核方式、执法回访方式、服务监督评价等。行政违法行为的行为模式是行政违法者破坏理想法秩序的行为方式，其内容与理想法秩序所设定的行政违法者的第一性法律义务刚好相反，可以区分为作为违法与不作为违法两种形态。

事实上，作为责令限期拆除行为对象的违法建筑设施存在着两种类型：已建成的违法建筑设施和在建的违法建筑设施。如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就是由未申请排污许可证的不作为形态与排放污染物的作为形态混合共同构成。这种理论研究的现状导致了我国法律法规中对于责令改正的规定十分混乱，[2]立法词汇在不同法律文件中往往词不达意、任意选用，常出现用不同词汇表达同一种行政行为，或者用同一词汇表达不同种行政行为的混乱局面。责令停业、关闭行为的法律性质应属行政处罚，因为该行为所影响的主要是生产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并非其违法排污行为。

也即责令改正的法理特质是通过要求行政违法者履行法律规范所设定的第一性法律义务，来恢复理想法秩序所要求的社会主体的非自由状态，其制度面向是朝后的，用以满足理想法秩序被破坏后所产生的恢复需求。二、责令改正的法理特质 目前学界对于责令改正行为的法律性质认识并不统一，归纳而言包括行政处罚说[3]、行政命令说[4]、独立行为说[5]、混合行为说[6]等种类。

因而此处的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行为应该属于责令改正行为。实体危害后果意指行政违法行为实施后造成的物理可视形态的危害后果，典型如生产企业违法生产的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此外，在不作为形态的行政违法行为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混合形态，即对于需要经过行政许可才能作为的第一性法律义务，行政违法者在没有获取行政许可的情形下违背第一性法律义务的要求实施了作为，此时未申请行政许可的不作为形态与之后的作为形态混合共同构成行政违法行为。具体而言，责令改正中可以区分出责令不作为与责令作为两种意思表示类型，分别对应作为形态违法与不作为形态违法。

然而对于进行时态的作为违法而言，行政执法者表达出责令行政违法者停止违法行为的意思含义就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是责令恢复理想法秩序的前提。后者主要是针对诸如出具虚假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报告等不存在物理形态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而言，由于不存在可以消除的实体物，理论上说行政执法者只能责令行政违法者赔偿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通过经济赔偿来填补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秩序损害，从而近似的恢复到理想法秩序状态中。杨生：《论责令性行政行为的性质及类属》，《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3期。可见，责令改正行为所针对的是行政违法者的第一性法律义务，其内容在于要求行政违法者履行第一性法律义务，行政处罚行为所针对的是行政违法者的第二性法律义务(法律责任)，其内容在于要求行政违法者履行第二性法律义务。

不过这种经济赔偿是行政执法者责令行政违法者对国家损失进行的赔偿，属于责令私主体对公主体的经济赔偿。因此意思表示是否可以独立产生法律效力这一点同样是行政执法过程中责令改正行为与行政强制措施行为之间在法理特质上的关键区别。

就责令作为而言，这一意思含义的表现形式则略有不同，因为责令作为所针对的行政违法行为是消极不作为，所以停止应当从其反面意义进行理解，也即行政违法者积极实施第一性法律义务中所要求的作为义务就是停止违法行为，此时作为即停止。[12]参见涂永前：《环境行政处罚与环境行政命令的衔接——从〈环境保护法〉第60条切入》，《法学论坛》2015年第6期。

[5]参见藤祥志：《责令改正的独立性原理探讨》，《公法研究》(第八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笔者将责令改正行为的一般法理特质归纳为：责令改正是行政执法者具体化行政违法者所应承担的第一性行政法律义务的一种意思表示。同样，如果行政违法者无法补办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那么行政执法者作出责令拆除违法建筑的决定，该行为就仅包含了上述第二层意思含义的责令改正行为，也能够独立存在。就法理而言，只要行政违法者实施行政违法行为，不履行法律规范所设定的第一性法律义务，就必然会破坏法律规范所确立的理想法秩序，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危害后果是所有行政违法行为实施后必然产生的共同结果。如上所述，无论是作为形态的违法抑或不作为形态的违法行为，它们破坏理想法秩序的危害结果形态都包括虚体危害后果与实体危害后果两种类型，而无论是责令作为的意思表示抑或责令不作为的意思表示，其目的都是希望能够消除这两类危害后果并恢复到理想法秩序状态中。李孝猛：《责令改正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法学》2005年第2期。

简言之，行政执法中责令改正与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之间的关键法理特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独立产生法律效力的意思表示，而后者中的意思表示必须与物理性的强制行为相结合才能产生法律效力。行政执法者的这种行为就属于责令实施违法行为的私主体赔偿其他私主体的损失，且法律性质就非本文所述的责令改正行为，而应该属于行政裁决行为。

后者则本身就是一种意思表示，不需要与物理性强制行为结合就能产生法律效力。无论是责令拆除已建或在建的违法建筑设施，都应属于责令改正。

本文首先分析责令改正行为的法理特质，在此过程中将责令改正行为与行政处罚行为及行政强制行为进行法理特质上的对比，从而凸显责令改正行为本身的独特性。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是从责令停止违法建筑设施建设的行为目的角度，而非从其法理特质角度所作出的判断。

然而对于在建违法建设的情形则比较复杂。[4]参见胡建淼：《行政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383页。但是这种意思表示与责令改正此类意思行政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具有根本上的法理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前者并不能独立存在并发生法律效力，而是必须与之后的物理性强制行为相结合才能构成生效的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执行则是行政执法者通过与行政违法者或其它执行对象物的物理性干涉来实现意思行政行为所意欲的义务内容。

因为此时行政执法者要求越界采矿企业承担的赔偿义务属于该企业的第一性民事法律义务，而非第一性行政法律义务。不过，并非针对任何作为形态的行政违法行为都适用这一层意思含义，特别是对于完成时态的作为违法而言，由于行政违法者在完成时态作为违法中已经结束了行政违法行为的实施，所以行政执法者要求行政违法者停止违法行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也就没有必要在责令改正的意思表示中包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意思含义。

[10]参见魏治勋：《禁止性法律规范的概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页。此时责令停止违法建设的行为就属于仅包含了上述第一层意思含义的责令改正行为，可以独立存在。

该法条中规定的行政违法行为是生产主体实施的违法排污行为(包括超标排放与超总量控制指标排放两种类型)，属于典型的作为违法。责令拆除在建违法建筑设施通常包含了两个阶段：其一是责令停止建设，其二是责令拆除已建成部分建筑设施。

同时，以破坏结果是否具有物理可视形态的标准，行政违法行为对理想法秩序的破坏可以区分为虚体危害后果与实体危害后果两种情形：虚体危害后果意指行政违法行为虽然未产生物理可视形态的破坏，但是行政违法者所实施的行为违背了法律规范所确立的行为规则，实质上是对主权国家立法意志的悖逆，其产生的示范效应可能会导致出现主权国家立法意志对社会主体行为影响力削弱的危险。详言之，由于责令改正行为包含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责令恢复原状两个阶段，行政执法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的行为也就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行政执法者责令生产主体停止违法排污的行为，对应于法条中所表述的限制生产、停产一词。但是就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行为而言，其法理性质就并非如有学者所认为的属于属于行政处罚。[8]当行政违法者不履行法律规范所设定的第一性法律义务——也即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时，需要一种力量能够将纸面上的抽象法律义务转化为针对特定行政违法者的具体要求，从而才能产生实际的法律规范效力，恢复理想的法秩序状态。

后者指行政违法行为的实施状态正在进行中，具有可终止性。冯军：《行政处罚法新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

同时责令改正这种意思表示可以区分为责令停止违法与责令恢复原状两阶段，这两个阶段可以分别独立构成生效的责令改正行为，并且依据所针对的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不同而包含了多种内部类型。由于这种情形是因行政违法者没有履行申请行政许可的义务而导致了法律的负面评价，所以将其归入不作为形态的行政违法行为。

夏雨：《责令改正之行为性质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后果状态是行政违法者实施行政违法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结果形态。